中国经济需要新权威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经济领域的权威是需要的,但它必须受到约束。中国需要被界定、受公民认可、被严厉约束的开明权威来推进改革。
开个微信会议?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谁谁谁:社交工具一旦商务化,受众的使用热情就开始减弱。毕竟大部分职业人的兴趣点并不是利益,尤其是公司利益。
企业收购中的卖家类型
FT专栏作家约翰逊:不管卖家属于哪一个类型,如果你能够为企业增加价值的话,收购企业往往都是有利可图的。
媒体札记:高地和洼地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暴雨后,不论“一种精神”还是“两个北京”,似乎都忽略了第三种人:发灾难财的普通人,有论者痛于“道德的高地和洼地都泡在水中”。
《预算法》修订为什么重要?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北京暴雨让“看不见”的城市真相裸露;而《预算法》修正,其目标正在于让“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
从PM2.5争议看大国胸怀
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高岩:对PM2.5问题的关注和争论近年来逐步升温,这涉及我们的思维方式,关乎习惯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人对全球公共治理的认识。
柯维的“高效能”人生
FT专栏作家凯拉韦:著有《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的斯蒂芬•柯维不久前辞世。该书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管理书籍之一,他的一生也颇为丰富多彩。
巴厘岛水神庙的奥秘
FT专栏作家哈福德: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水神庙并不是用来搞迷信活动的,星罗棋布的庙宇管理着当地的灌溉系统。这才是这些庙宇的真正功能。
工业化养殖的环境代价
环境网站“中外对话”主编伊莎贝尔·希尔顿以美国和苏格兰的工业化养殖为例,指出:中国食品进口需求的不断增加,引起了出口国对相关污染和疾病的关注。
大陆妹与美国牛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来台北的次数越多,我越失去描述它的能力。最初,我被台湾的混合性吸引。但现在,我日益被它的所处的暧昧状态吸引。
周其凤的惊世一哭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我相信周其凤是一个有内心感情的人,那个瞬间也确属真情流露,颇能打动天下做儿女的心。但那么撕心裂肺地一哭,却让人疑窦丛生。
“不能说的费用”
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中国出现“贫穷的董事长”,主要问题就是上市过程中巨额的隐形花费吞噬了大部分制造业出身的董事长的个人财富,许多人甚至面临着个人破产的境地。
奥运金牌贬值了
FT中文网专栏作家颜强:北京2008的辉煌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金牌暴增,每一枚的“含金量”却在缩水。但金牌贬值,反而说明体育与社会的关系在迈向成熟。
中国二季度数据迷雾重重
FT中文网专栏作家沈建光:从企业家对生产现状的极度堪忧,可见7.6%不足以代表实体经济。稳定市场信心要建立在经得起推敲的数据之上,宏观政策与微观情况反差何在?
如何清理银行业的“污水坑”?
FT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我们应该对银行业中的不当行为进行重罚,提高行业透明度,要求银行增加股本,并对零售银行实施“圈护”。
欧洲人需要梦想
FT专栏作家邰蒂:美国人从不怀疑愿景和使命的重要性,而欧洲在困境中陷得越深,就越是觉得即使在梦里也难以有梦想,更别提追求梦想了。
希拉里民主演讲不严谨
FT亚洲版主编皮林:中国的自由程度在不断提高,这一点在美国国务卿最近的亚洲民主演讲中未能得到体现;她也未能讲清经济繁荣与政治民主的复杂关系。
该如何阅读历史?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连清川:咪蒙的《圣人请卸妆》揭发了诸多圣人。中国历史擅长把伟人变成圣人。但也许“妆”没卸去,却涂上一重油彩。
企业价值观不能计算
FT专栏作家约翰•凯:企业常犯的错误是,在利用一些工具追逐利润时,令公众对自己的价值观产生怀疑。我们希望企业把诚信变成自身必要属性。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FT中文网专栏作家章蓉娅:三聚氰胺事件让中国国产奶粉几乎全军覆没。信奉“最贵就是最好”的年轻妈妈们,最安全的其实还是母乳。
真相和惩罚的时代
FT专栏作家斯蒂芬斯: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今年取消夏季聚会,巴克莱CEO戴蒙德被迫下台,经济繁荣时的天之骄子,如今成了千夫所指。
地方政府发债风险几何?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中国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但地方政府又通过各种方式欠下巨额债务,这一症结的出路在堵不在疏,好的机制可防止过度发债。
一百年前,那场没约的架
中国学者杨早:一百年前,北京的两拨文化人因政治观点不同,打了一场大架。这场文人之间的不约之殴,也许揭示了始于辛亥革命的中国第一次民主转型失败的某些祸因。
政策也需要随机试验
FT专栏作家哈福德:我们对什么政策能奏效的认识往往是严重错误的,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往往只有通过适当的对照试验才能纠正我们的观点。